展览信息
德基艺术博物馆呈现群展“年年:动物的能与术”,收录33位/组国内外艺术家的59组/件作品,将“艺术”作为一种表达媒介去探讨动物形态的能量与能动性。在人类共同体过往三年的情景中,展览主题亦孕育着反省、治愈与新生的力量。
本展览基于德基艺术博物馆对于地缘性、当代性的长期关注而形成。南京是人与动物关系研究的地缘样本,是中国近现代地质古生物学研究的摇篮——有全国唯一、规模最大且门类最齐全的从事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的专业机构,有华夏文明传承中对于动物形态的创作脉络,亦有全国首个倡导及保护动物权利的机构——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展览亦延续了德基艺术博物馆升级改造后“金陵图数字艺术展”“飞越之线,为了可能的世界”对于艺术与科技之间应用关系、哲学关系的探讨,试图在人、动物/自然、科技的三角关系中去理解和分析动物图像在当代艺术中的创作与表达。
“年年:动物的能与术”展示了(国内外)当代艺术创作中所蕴含的大量具象动物形象。动物主题在图像的历史中起源甚早,面对恶劣不可控的自然环境,出于安全考虑,原始先民把自己的灵魂寄放在动物身上,动物图腾形象及图腾崇拜随之产生。而在当下,渲染器生成的动物虚拟形象的“表皮”,因其抽象、精确、高度可控的面貌特征,与追逐偶然迸发灵感的创作方式形成了近乎对立的语言风格。两条路径看似迥异,诉求却出奇地统一:在精进图像创作方法的同时,展现自然世界的能量。
展览一方面试图增强观众对于“动物”这一亘古母题的理解、体会;另一方面,或温和、或激进地,向观众展示国内外当代艺术家们观察世界方式的衍进轨迹。在即将到来的癸卯兔年中,愿展览如“旧学新知”一般开卷有益,在动物形态所赐予的希翼与憧憬中,愿我们在新一年里自如、恣意、率性与自由!
策展文
伟大的海因里希·沃尔夫林(1864-1945,生于苏黎世)在《艺术风格学》中说,线描的再现“按照事物的真实情况来表现它们”,涂绘的再现“按照事物显现于眼前的情况来表现它们”。或许自己都听着有点概括和浮泛,他解释了自己的观点。从文艺复兴至印象派,他举了海量案例,说明线描是固体地、实在地把握描摹对象,富于触觉感①。涂绘却只留下视觉的外表,留下一张平面的膜,是留给眼睛的。这不算难理解。这对概念不为我们熟知,可能是出于翻译上的中西文化差异——我们常常将“线描”一词简单理解成国画中的单线造型手段。沃尔夫林看来,轮廓线倒并非线描和图绘的区别②。两种能令人反复咂摸的取向(按照他所说的,这种取向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原因,也是民族和时代产生的结果)受观察世界方法所影响。一颗苹果、一只动物、一个大活人,要变成艺术题材,终究偏向坚实稳重,还是由一片流光溢彩构成,这对艺术来说很重要。
策划“年年”,初衷之一是发现这类艺术风格分野在当下的转型。我们姑且将新的风格称为“表皮化”。在电脑上玩《模拟人生4》或者在switch主机端玩《塞尔达》的时候,人们总会偶遇到些尴尬的时刻:玩家的视野穿透游戏主角的皮肤,窥视到了其身体内部的空虚。那些屡屡引发共鸣的角色,看似有血有肉,原来不过一层表皮。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提出微观球体空间学,假说引申出,我们生存于“气泡”(Blasen)在世的想象性建构之中。建模和渲染出的形象,给出了另一层颇有新意的阐释:我们没生存于气泡之内;我们看见的都是些气泡——厚度理论上可以无限接近于零的表皮,正在“按照虚拟的空间关系来表现事物”。它们不是触觉的,也不是视觉的。它们抽象、精确、高度可控,对观众来说,不可触及,不可辩驳。
现在讨论艺术与科技,常常将科技视为共识和信仰,将艺术布阵成确立这信仰的仪式手段。“年年”中,凝结意识形态、争取广泛认同的任务交给了动物的形象。说远的,从法国拉斯科洞窟中的动物壁画算起,动物主题就存在于图像的历史中。说近的,马上农历新年了,无论是“年兽”③,十二生肖,都是动物,透着喜庆、热闹、温情。这样的主题自然能跨越文化,跨越媒介——从传统到虚拟的、表皮的。展览收录了表面平滑的绘画、雕塑和录像,像一个个“气泡”。比如孙一钿闪烁着气球质地的绘画《双头龙》,沈莘引用以Faceshift制作的山海经形象作为新自由主义论题辩论者的化身(《巨人的肩膀》),甚至仝天庆沿袭传统手法用高粱秆制作的纸灯《癸卯·灯笼》,不一而足。其中最近于彼得·斯洛特戴克理论的是唐潮的《心之电影:一个恐怖故事》。他使用建模分镜软件Previs Pro构筑的叙事蒙太奇,并以创作致敬徐克导演的《花月佳期》,回应被困于显像管、beta带和VR等迭代信息媒介中的生命百态。
与“表皮”相对,“年年”收录的另一类作品直接地表现灵动感,让创作质地呈现难以名状的丰富性。艺术家发挥直觉,凭借情感和“手感”的累积,邀约偶然性参与创作。梁缨描绘的舞狮充满运动感的笔触(《京狮》),奇奇·史密斯描绘梅花鹿时似乎总在窸窣作响的线条(《御座》),大卫·史瑞格里描绘各类动物时松弛的态度及游刃有余的手段(《动物》),均延展出不明确的暗示性,逼迫着观众注意到它们从内部流出的生机与能量。展览中“表皮”的创作,创作者援引僵硬的模型,将生气巧妙地从外部注入其中。如果将这些工业化和虚拟的产物称为“线描的”,那么,这些模型步入“涂绘”阶段,是创作者们的意志所向。反而观之,沃尔夫林将涂绘视为比线描更高级的阶段,似乎也暗含着这样的观点:主观地给物质——不能否认,再传神的艺术品也是由颜料、塑材或显像的信息组成的——注入生命力的过程,是一个艺术的过程。无论创作呈现得表皮化或非表皮化,艺术家都是在展现人类主观活力与物质性之间寻找平衡,在“显现于眼前的情况”和“事物的真实情况”之间寻找观看的合适距离。
动物的形象与这类平衡的诉求相匹配。詹姆斯·乔治·费雷泽在著作《金枝》中提出这样的观点:面对恶劣不可控的自然环境,出于安全考虑,原始先民把自己的灵魂寄放在动物身上,动物图腾形象及图腾崇拜随之产生。或许,动物图像从诞生之初,虽然是自然之象征,但从来就被赋予浓重的主观色彩。制像技术高度繁荣发达的今天,艺术家们依然展示动物形象,为自然世界挂出新的认知反馈和皮相。但我们不能说,新的面貌是在否认自然界不可穷尽的神秘而“表现真实情况”的状态。事实上恰恰相反——展览中,野性被隐晦或集中地(例如娜塔莉·杜尔伯格和汉斯·博格的作品《随心之乐》)展示出来,艺术家们似乎在默认,他们意志向动物形象的投射,是迈向未知领域的脚步。赋予活力的行径归属人类的共识世界,动物本体归属不可琢磨的物质世界,穿透高耸的藩篱,是艺术创造的源动力之一。
《吕氏春秋·季冬》曰:“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最后,即便自然世界并不完全依我们意志转移,也祝愿展如鼓声,能辞旧迎新。瑞兽闹新春,是图个好彩头。
① 《艺术风格学》,第29页,潘耀昌译,2004年1月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 在《论绘画》中,达芬奇劝解别的画家不要用轮廓线描绘形体轮廓,而他的绘画却被沃尔夫林认为是“线描”的。同上,第54页。
③ 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年兽”不见于任何古籍记载。年兽怕声音、怕火光的弱点可能源自于放鞭炮驱逐山魈。南北朝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神异经》也有类似叙述。山魈的形象很可能是年兽的原型,但这仍需更多的考证。
策展顾问
杨紫,独立策展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他于2020年获选为首届“希克中国艺术研究资助计划”研究学人,并担任画廊周北京评委;2019、2021年担任年度华宇青年奖初选评委;2017年入围Hyundai Blue Prize年度艺术大奖,2011年任《艺术界LEAP》杂志编辑。依托近十年的艺术评论写作及策展经验,杨紫曾策划多场展览及公共项目活动,包括参与策划了“例外状态:中国境况与艺术考察2017”、“Pity Party”、“敢当:当代神石注疏”、“韶华”、“装饰”等群展,以及诸多艺术家个展。